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中国了。作为瑞典的“无冕之王”瓦伦堡家族的第五代继承人，他曾数次跟随父亲彼得·瓦伦堡(Peter Wallenberg)到北京与中国国家元首交谈。

　　眼下，他身陷在北京饭店会客厅的长沙发里，身旁坐着忠实的家族顾问埃里克·贝尔弗拉格，跟记者饶有兴致地回忆起1987年的这个时候，他和父亲在上海会见当时还是上海市长的江泽民时的情景。那天，一个家族成员在访问时突发心脏病，被送进了上海的“高级”医院，得到无微不至的护理——友谊便是在那时结下的。在随后的岁月里，瓦伦堡家族与江泽民保持着稳定的私人友谊，曾在自己瑞典的家中接待这位中国元首。

　　这一次来北京，中国的新总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智慧、务实、非常专业，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雅各布如此评价温家宝。他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同样直截了当，不同于通常在此种场合惯见的外交辞令：“没有人会幼稚地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它已经非常成熟，并且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

　　11月初，雅各布带领家族企业高层和数十家企业领袖，在冬意初现的北京举行了家族高层会议。

　　出现在会议名单上的企业大多声名显赫：伊莱克斯(Electrolux)、爱立信(Ericsson)、瑞典飞机制造公司(Saab)、北欧航空集团(SAS)、阿斯利康(AstraZeneca，全球第三大制药公司)、阿西亚－布郎－勃法瑞公司(ABB Ltd.，欧洲最大的电力工程公司)、瑞典滚珠轴承公司(SKF，全球最大的滚珠轴承制造商)、斯堪尼亚公司(Scania，全球最大的重型汽车制造商)、Stora(欧洲最大的造纸公司)、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SEB，瑞典最大银行)……这些企业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瓦伦堡家族是他们的大股东。

　　通常，会议地点都选在东北欧和美国，雅各布这次远道赴京，不是因为这里的冬天更温暖——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感念旧事。

　　瓦伦堡的冬天

　　事实上，中国之行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成为全球跨国公司领袖们每年商旅行程中的固定节目。瓦伦堡家族史无前例地选择北京作为家族企业会议地点其实也不奇怪，但更确切的说法似乎是——雅各布此番北京之行隐隐透露出这个瑞典最有实力的家族扩张和寻找新机会的迫切愿望。

　　的确，眼下由雅各布·瓦伦堡和他的堂兄马克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继承的家族事业并不处在它最繁茂的时节，甚至，可能连平稳也很难说。瓦伦堡家族的第五代掌门背负着先辈们传奇般成就带来的压力，这压力在事业进入低谷时显得尤其沉重。

　　瓦伦堡家族是瑞典经济的一根巨大支柱。1990年代中后期的顶峰阶段，它拥有在斯德哥尔摩股市上市的所有企业市值的40%(甚至证交所本身也为瓦伦堡家族控制的一家公司所有)。1999年，家族掌控的主要投资工具——Investor AB投资控股公司拥有的企业股票市值曾达到1.382万亿瑞典克朗(1730多亿美元)。在瑞典，瓦伦堡家族的势力无人能及(参见本刊2003年第5期文章《沃伦伯格的百年孤独》)。

　　而现在，雅各布·瓦伦堡和马克斯·瓦伦堡正面临挑战：过去的两年里，Investor AB的投资组合遭了重灾，问题主要出在两项核心投资——通讯巨头爱立信和电力工程公司ABB身上。前者深陷于亏损泥潭苦苦挣扎，后者已经面临破产；那些在网络泡沫时期投下的高科技赌注如今也几乎颗粒无收；2002年，瑞典股市下跌31%，而瓦伦堡家族的Investor AB股价则暴跌了50%。

　　旁观者已经开始怀疑瓦伦堡家族第五代掌门人的智慧了。他们风卷残云般买入亏损企业，也许能重演其先辈起死回生的故事，也许……只是被拖入继续亏损的无底黑洞？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带着斯堪的纳维亚人一贯的低调和谨慎，雅各布对投资者的疑问并没有报以煽动性的答复，他只是说：“从长远的角度—从Investor AB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表现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太担心。”

　　好生意，坏运道

　　雅各布和他的兄弟必须尽快证明他们的生意头脑和眼光配得上家族先辈创下的基业，以及那些广为流传的生意场传奇。的确，在瓦伦堡家族150年的投资史上，低迷的世道不止一次为家族带来扩大财富积累的机会。

　　1920年代，瑞典大萧条时期，超过三分之一的瑞典公司倒闭，瓦伦堡家族应政府要求收购一批亏损企业，雅各布的祖父多迪·瓦伦堡(Marcus “Dodde” Wallenberg Jr.)以每股1瑞典克朗的价格收购了阿斯特拉制药公司(Astra)；1998年，阿斯特拉与英国制药公司捷利康(Zeneca)合并，阿斯利康成为全球第三大制药公司，如今瓦伦堡家族在阿斯利康中拥有的股票价值已经超过30亿美元。

　　瓦伦堡家族的一贯策略是：利用市场的低迷扩张他们在持股公司中的控制地位。家族生意的创始人安德烈·奥斯卡·瓦伦堡(Andre Oscar Wallenberg)在19世纪末留下的忠告“好生意总是在坏运道做成的”如今时常为家族的新一代掌门人引用。

　　的确，瓦伦堡兄弟在过去的几年中继续增持了爱立信和伊莱克斯的股份，并且不断寻找其他欧美的亏损企业股票买入。去年11月，当因过度扩张、并购后整合失败而导致债务缠身的ABB股价跌近谷底，瓦伦堡兄弟执掌的Investor AB决定以每股18瑞典克朗，总价11亿瑞典克朗(约1.3亿美元)买进ABB全部股份的5%，使家族在ABB中的持股翻番至10%。

　　至少目前来看，瓦伦堡家族的法则又在冥冥之中应验了：Investor AB增持ABB股票之后，市场立即有所反应，ABB的股价在一周内涨至24克朗。之后，随着经营有所改善，ABB的股价一路回升，2003年以来已经上涨了70%。而爱立信似乎也在悬崖边上勒住了缰绳，在2003年的第三个财季辛苦地结束了长达三年的亏损，转为盈利，股价涨幅也达到85%。

　　奉行先辈教诲的瓦伦堡兄弟正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新一轮投注。新的投资流向了宽带网络电话服务和3G业务，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许多从事生物技术的新兴公司。2000年9月以来，Investor AB在与和记黄埔合资成立的Hi3G公司(Investor AB占股40%)中已经投入了14亿瑞典克朗，并计划在2008年前继续投资35亿克朗。雅各布·瓦伦堡承认，Hi3G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我们的确不知道这项投资会带来什么。冒险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但就个人而言，我相信3G。“雅各布对记者说，目前Hi3G在瑞典已经有10万用户，包括他本人。他觉得3G给他带来许多“愉快的体验。”

　　投票权的双重命运

　　作为家族生意，通过家族控股旗下的企业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家族继承人会着眼于长远，致力于推进稳定的产品线、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交易和可持续性的经营方略，这听起来对雅各布十分有利。但同时，许多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公开上市的家族企业为了保护自己在企业中的控制权，有时候会采取对其他股东不利的策略。

　　瓦伦堡家族也受到了这样的议论：他们利用双重投票权的股票制度来确保自己对公司拥有稳定的控制权，同时抵制并购。

　　通过公开上市的控股公司Investor AB，瓦伦堡家族在瑞典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众多大型企业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股权和投票权，比如在瓦伦堡家族持股的伊莱克斯、SKF和制造重型机械设备的Atlas Copco公司，家族持有的A类股票享受的投票权是B类股票的10倍。而这种制度在爱立信则表现得尤为极端：瓦伦堡持有的A股，每股拥有1000倍于B股的投票权。因此，尽管瓦伦堡家族仅持有爱立信全部股票的5%，却拥有38%的投票权。

　　Investor AB本身也设置了A、B股的双重股权制度。瓦伦堡家族拥有的A股占Investor AB全部股票的21%，这些股票拥有的投票权则是45%。由于这项制度，Investor AB的股票在股市中常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折扣多时达到37%。

　　瓦伦堡家族所使用的双重投票权制度由来已久。1905年，雅各布的曾祖父老马克斯·瓦伦堡(Marcus Laurentius Wallenberg)向政府倡议，通过允许商业银行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和发展商业教育来刺激瑞典经济的发展，因为，在他看来，他的祖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优秀的工程师和工人，但是缺乏足够的企业家精神。

　　1909年，瓦伦堡家族帮助建立了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并和其他家族成员一起游说政府允许大型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当时瑞典当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相信，由大型银行控制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使企业朝着有利于投资者和整个社会的方向发展，并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理想铺平道路。1911年，瑞典政府通过了这项允许银行介入投资业务的法案。

　　在1920年代瑞典的经济危机中，瓦伦堡家族拥有的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SEB)通过大量收购濒临破产的企业，奠定了它在众多瑞典企业中的控制地位。1930年代，随着瑞典经济复苏，政府开始注意到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对其控制的企业进行干扰的可能，于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法案，禁止银行直接拥有企业的股票，但允许它们将这些投资转移到其他的以封闭式基金形式组建的控股公司中去。

　　Investor AB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它接受了原先瓦伦堡家族通过SEB持有的企业股份和控制权，成为银行资本与公司企业之间的缓冲层。而瓦伦堡家族则通过SEB和Investor AB，依然由上至下控制着瑞典众多的大型企业。

　　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瑞典企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通过资本扩充和国际扩张来增强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压力。随着新资本的涌入，瓦伦堡家族感受到的则是维护自己在企业中控制权的压力，而政府则出于保护民族企业利益免遭跨国掠夺式并购的考虑，站在了大银行和控股公司这边。

　　在这样的背景下，Investor AB开始使用双重投票权制度，其他瑞典企业很快便纷纷效仿。1950年，使用双重投票权制度的瑞典企业在上市公司中的比重是18%，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7%。

　　祖训难违

　　双重投票权制度不仅在极大程度上参与了光荣的家族生意，也与瑞典的社会发展交相呼应。应该说它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已超出了瓦伦堡家族的掌握，这一切，雅各布和他的兄弟们得去应对——

　　除了在小股东中引起的不满，该制度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引起政府的关注。由于过于强调国家和大银行的控制权，新进企业的创业动力受到了压制。1990年代末期以来，新经济的兴起使瑞典愈发感受到由上至下控制企业的结构过于窒息，反对的呼声也越来越多。

　　今年5月，一项由法国提交的针对双重投票权的草案在欧盟委员会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被激烈讨论。若通过，瓦伦堡家族将被迫放弃它通过制度安排获得的权力。“这的确是个问题，”雅各布对本刊记者说，“但它的重要性无疑被夸大了。仔细看看真实的数字吧，我们拥有的特殊投票权股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在Investor AB最重要的几项投资——比如阿斯利康，比如ABB——中，我们并没有特殊投票权。”

　　在雅各布的辩解背后，权力的支点也的确开始移动。10月，爱立信公司宣布将在年底之前将A类股票的投票权从B股的1000倍降到10倍。

　　时代变迁之风劲吹。雅各布无疑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全球化和新经济都使他无法再安心做一个北欧小国的无冕之王，尽管这个国家曾经诞生了诺贝尔、英格玛·伯格曼和卡尔·林奈，但伊莱克斯、爱立信、宜家、绅宝……这些名字已经不再清晰地与地图上方的那一小块颜色联系起来，它们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又不属于任何地方。

　　曾经在瑞典皇家空军服役、热爱高山速降滑雪的沃顿MBA雅各布·瓦伦堡每天的清晨时光都花在健身房里。然后从七点半工作到晚上八点，接下来的时间通常花在商务约会上，一般，他会工作到午夜。

　　雅各布坦然地说：“总有人会说，你能有今天只是因为你生在了瓦伦堡家。他们这么说我已经习惯了。反驳他们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拼命工作，证明我比他们都更优秀。”

　　雅各布时常会想起祖父多迪·瓦伦堡留下的60条“生意经”，包括“小心那些不先尝一口就往食物里加调味料的人”；“乘飞机时永远不要喝酒”；“每天刮脸时花几分钟时间看一下备忘录”——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祖父还说过：在那些重要的时刻，你能依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眼下，在驾驭家族帝国马车的使命渐显沉重之时，雅各布正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微言大义。

 

向着合法驾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感谢猪头，总算做了一件好事。

官方消息：
《口岸艾滋病防治管理办法》通过 12月1日起施行 （中央政府门户网）
http://www.gov.cn/gzdt/2007-11/30/content_820965.htm
《办法》规定，在境外居住1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入境时应当到检验检疫机构设立的口岸艾滋病监测点进行健康检查或者领取艾滋病检测申请单，1个月内到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申请出境1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以及在国际通航的交通工具上工作的中国籍员工，应当持有检验检疫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含艾滋病检测结果的有效健康检查证明。申请来华居留的境外人员，应当到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健康体检，凭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含艾滋病检测结果的有效健康检查证明到公安机关办理居留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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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外国公民如果不申请来华居留的话就不必检测了。
我们这帮人估计一个也跑不了。

黑暗，下雨，路不熟，车不习惯，紧张，考官不说英语也听不懂英语，轻松fail了。最后连fail的原因都没听懂，可惜了1000大洋。下次再来。